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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年的3月，他真的去了小屯村。我曾经讲过，历史上有一些悄悄的脚步会被人们记住。罗振玉那一天的脚步大概也是这样。这是一个高层次中国学者第一次来到田野考察的现场，有人说，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
由于罗振玉的现场到达，甲骨文出现了一个背景性的拓展。它不再是文人书房里一片一片分散的、片段性的存在，而是变成一个整体气场。这个气场，就是殷墟所在地。
中国学者很长时间不到达现场而只顾在书本中爬行的这样一条道路，由此画上了一条界线。遗憾的是，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还不明白田野考察对于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以为那是袁隆平先生他们的事。大家还是把尊敬投给那些号称“书斋学者”，也就是凭着古书臆想着种种时空关系的人。
王牧笛：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书斋里的思考在社会上往往以反讽的方式得以实现”。罗振玉这种转向实际上也是对只抱着经典文献死读书的一些书虫的反讽。如果只在书斋里皓首穷经，可能会少了许多“在场”的感觉，也会少了对文化的敏感。罗振玉正是凭着这种文化敏感最终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代大家。
万小龙：但我觉得，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中也并不是没有一种先知式的昭示啊。像顾炎武就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像陆游所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实际上正是罗振玉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种实地考察的新学风的历史前奏。
余秋雨：我很高兴你提到顾炎武。在罗振玉之前确实也有像顾炎武这样的人，靠自己的脚去走了很多地方。顾炎武也做过书斋学者，读过很多书，但后来，他把远行考察放到了前面。远行时也带一点书，但不可能多，那就要精选了。我很喜欢他的一句诗——“常把《汉书》挂牛角”，可见他是多么喜欢《汉书》，又知道他是赶着牛行走的。我自己后来在数万里考察时遇到困难，总想起这句诗。
中国文明在明代之后的衰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除了顾炎武这样的特例，再也听不到大地的声音，再也得不到大地的活力，那它当然就会在自以为是的系统里边慢慢地枯萎。
在安阳，一批伟大的文献就要出土。这批文献一直埋在地下，连孔子都没有读到过，连司马迁也没有读到过。孔子曾经多次设想过商代，在《诗经》里读到商代，但是他也不太清楚商代是怎么回事，只能踮起脚远远地仰望。至于司马迁的仰望，那就更遥远了。而现在，商代人占卜用的具体物件就在眼前。如果不做田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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