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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中华文明当时遇到的最大野蛮力量，就是匈奴。对匈奴，秦始皇的对付办法是筑长城，汉武帝的对付办法是战争。否则，匈奴一旦入主中原，很可能是文明的消解。后来匈奴被中华文明驱赶到西方去了，伟大的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就与他们有关。你看，罗马文明，连带着希腊文明，就此灭亡了。因此，汉武帝功不可没。
那是个英雄的时代，开疆拓土，平定边境，凯歌和悲歌交织，锋芒和粗砺俱现。英雄时代的逻辑与平常时代是不太一样的，司马迁的悲剧也就是英雄时代的悲剧。
对于司马迁悲剧的具体情节，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我在《历史的母本》中也已经作过系统论述，今天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我只想说一说我对司马迁的总体评价——正是这个在油灯下天天埋首的“刑余之人”，规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意识、历史责任、历史规范。他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家谱。
王安安：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历史”就是他们的信仰，中国人追求“不朽”靠的是“青史留名”，避免的是“遗臭万年”。
余秋雨：我很喜欢这种说法。不是“宗教的历史”，而是“历史的宗教”。历史被拟人化为一个生命，能看到一切、裁判一切、奖惩一切。这个历史，就具有亚宗教的人格力量。不错，历史在中国，不是太追求真实，而是追求着一种裁判和被裁判的权力。
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侠客游士、文人骚客，他们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的脑袋后面有一枝巨大的史笔，会记述自己所做的一切。这枝史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历史，从正面来说，这枝史笔传达了一种有关人间正义的基本界限。
我想对大家提一个问题。也有人说，在司马迁之前，《春秋》和《尚书》其实都已经开辟了修史的传统，那么司马迁在这个传统当中，究竟有什么特殊地位？他对后来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走向，有什么特殊意义，其中有没有负面意义？
王牧笛：我觉得司马迁的特殊地位在于他是一个史学体例的开创者。在他之前，孔子赋予了历史一种功能，就是“以史言志”，比如他写《春秋》，是把某种自己的志向和理念融入到历史的记录当中，分辨善、恶、褒、贬，判断是非。司马迁把孔子的功能追求规整化为一种结构性体例。
王安安：除了一个结构性的体例外，《史记》还创造了许多“原型”的人物，比如我们会说谁是“项羽式的人物”“刘邦式的人物”。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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