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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作家张爱玲的祖父，也极为保守，认为郭嵩焘这样的“悖谬之人”，“势必混乱人心”。郭嵩焘的“悖谬”，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翻译名词如赤道、经度、纬度外，还表现在生活方式上。他的副手刘锡鸿曾经揭发他十大罪状，其中最严重的无非是在国外参加一些活动时遵循了西方的“尊位”习惯；又如，连郭嵩焘对军士表示尊重、与外国商人握手、在风中参观炮台时披了一件英国大衣、用外国银器装着外国糖果待客，等等，都成了他被撤职的原因。中国文化，在这里成了极度敏感、极度小心眼的戒律，显得那么令人厌烦。唐代玄奘翻译佛经发明和提出了多少闻所未闻的词汇和概念？明代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时又发明了多少用汉文写出的数学命题？为什么到了十九世纪晚期反而不可以了？这证明，当时的中国文化已经太弱太弱，弱得连一丁点儿文化自信都没有了。但是，既然有过了玄奘和徐光启，那就能反过来证明，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表现出来的不良文化生态，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本性。
郭嵩焘在欧洲外交界大受欢迎，他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成了欧洲人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人格媒介，由此进一步证明，中国文化在人格追求上的范型，在十九世纪晚期并没有消失它的魅力。只可惜，当时的国内政治体制所导致的整体文化生态已经腐朽，使郭嵩焘立即成为围啄的对象。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的自身悲剧。郭嵩焘终于被撤职了，作为中国文化有可能与西方沟通的代表者，怆然回国。在伦敦的三十几个国家的外交使团怎么也合不得他。
郭嵩焘回来以后没地方去，只能回家。1879年他终于回到了故乡长沙。
让人诧异的是，连故乡也彻底排斥他。上至长沙的巡抚大人，下至所有的官员对他完全不予理会。而且，长沙的街上竟然出现了“大字报”，上面写着，我们拒绝勾结洋奴的汉奸。郭嵩焘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郁郁寡欢，很快去世了。严复给他写了一副挽联，其中一句是“惟公负独醒之累”，指出郭嵩焘的悲剧，在于大家都睡着的时候，只有他独个儿先醒了。这种“独醒”，必然会成为一种沉重的负累。
在我看来，郭嵩焘事件不是外交事件，而是文化事件。
幸好，就在郭嵩焘去世二十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一切就不一样了。
现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有一种说法，认为辛亥革命和后来的五四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割断了。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不用功，想当然，把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当做了唐代或宋代。其实，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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