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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你的《玉米》、《玉秀》、《玉秧》很有影响，写的是“文革”里和“文革”之后三个女性的命运，外文版被翻译为《三姐妹》。我喜欢《玉秧》，它写了“一场灾难有多长”，——“文革”遗留的日常暴力如何进入我们日常生活，“文革”期间的告密、揭发和惩罚如何延续，小说非常细致地展示了出来。
毕飞宇：我写《玉米》是2000年的事，你知道的，我最早渴望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后来“跑偏”了，写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现在的问题是，我为什么会“跑偏”？我认为这个话题对我个人来讲也许更有意思。
张莉：小说换了走向，一定会有它的原动力。
毕飞宇：许多事情是要回过头来看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更早，一些学者开始为“文革”唱赞歌，还有理由，比方说：“文革”期间没有现在这样的贫富差距，“文革”期间没有腐败，“文革”期间农村的医疗卫生比现在要好。——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能不能说，希特勒灭绝犹太人为人类的人口问题做出了贡献？
张莉：所以，你想表达自己的看法？
毕飞宇：对。我的许多小说其实都是我的发言稿，在许多问题上，我是一个渴望发言的人，但是，我知道我的短处在哪里，长处在哪里，我知道用什么样的发言方式更适合我，我的不少小说就是这么产生的。刚才你谈到了《玉秧》，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玉秧》是我最为重要的表达之一，虽然《玉秧》没有《玉米》那样的影响力，但是，对我而言，它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玉米》，甚至更重要。
张莉：《平原》写的是“文革”，在2005年被评为年度十大好书。里面有个知识分子顾先生，他只会背“唯物论”，几乎被异化到完全没有日常生活能力。这是对“伤痕文学”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的戏拟与反叛。你说过自己是“伤痕文学”的读者，但对它们不满意。
毕飞宇：我写《平原》已经是2003年了，不是1980年，更不是1978年。我和“伤痕文学”作家处在完全不同的精神背景上。事实上，我说我对“伤痕文学”不满意，完全是看人挑担不吃力。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要从那儿经过，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话又要反过来说，如果我现在的声音和1978年是一样的，那是多么巨大的一个悲剧。一个人和历史的关系就是这样奇特，有时候，离得远了，你反而能看得更加清晰。这不是我有异样的禀赋，我只想说，时间是一个营养丰富的东西，我们不能被它“过”了，我们得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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