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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中华文明当时遇到的最大野蛮力量,就是匈奴。对匈奴,秦始皇的对付办法是筑长城,汉武帝的对付办法是战争。否则,匈奴一旦入主中原,很可能是文明的消解。后来匈奴被中华文明驱赶到西方去了,伟大的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就与他们有关。你看,罗马文明,连带着希腊文明,就此灭亡了。因此,汉武帝功不可没。
那是个英雄的时代,开疆拓土,平定边境,凯歌和悲歌交织,锋芒和粗砺俱现。英雄时代的逻辑与平常时代是不太一样的,司马迁的悲剧也就是英雄时代的悲剧。
对于司马迁悲剧的具体情节,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我在《历史的母本》中也已经作过系统论述,今天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我只想说一说我对司马迁的总体评价——正是这个在油灯下天天埋首的“刑余之人”,规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意识、历史责任、历史规范。他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家谱。
王安安: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历史”就是他们的信仰,中国人追求“不朽”靠的是“青史留名”,避免的是“遗臭万年”。
余秋雨:我很喜欢这种说法。不是“宗教的历史”,而是“历史的宗教”。历史被拟人化为一个生命,能看到一切、裁判一切、奖惩一切。这个历史,就具有亚宗教的人格力量。不错,历史在中国,不是太追求真实,而是追求着一种裁判和被裁判的权力。
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侠客游士、文人骚客,他们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的脑袋后面有一枝巨大的史笔,会记述自己所做的一切。这枝史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历史,从正面来说,这枝史笔传达了一种有关人间正义的基本界限。
我想对大家提一个问题。也有人说,在司马迁之前,《春秋》和《尚书》其实都已经开辟了修史的传统,那么司马迁在这个传统当中,究竟有什么特殊地位?他对后来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走向,有什么特殊意义,其中有没有负面意义?
王牧笛:我觉得司马迁的特殊地位在于他是一个史学体例的开创者。在他之前,孔子赋予了历史一种功能,就是“以史言志”,比如他写《春秋》,是把某种自己的志向和理念融入到历史的记录当中,分辨善、恶、褒、贬,判断是非。司马迁把孔子的功能追求规整化为一种结构性体例。
王安安:除了一个结构性的体例外,《史记》还创造了许多“原型”的人物,比如我们会说谁是“项羽式的人物”“刘邦式的人物”。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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