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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世界朦朦胧胧地看到了中国，中国也朦朦胧胧地看到了世界，但是终于走向了悲剧性的拐点——两种文明产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而且中华文明一败再败。到这时，悠久的中华文明不得不放下架子，认真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心态非常复杂。崩溃、沮丧、气恼、仇恨，包裹着更加变态的自大、保守、固执，使中国的集体精神一下子陷入污泥深潭。任何再辉煌的回忆反而加深了失败的体验，结果，连秦、汉、唐、宋也一起失落，大家都处于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心情之中。
中国人在十九世纪后期遇到的灾难，首先是军事的，因此我们直到今天也习惯于从军事失败的角度去看。有些学者的思想比较深刻，认为在军事失败背后，是政治失败和文化失败。但是在我看来，说文化失败有点不准确。中华文化毕竟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在别的文明一轮相继灭亡和中断的过程中一直维持着自己的生命，到十九世纪，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判定它已经面临灭亡。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过于长寿的文化在生存状态上确实出现了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没有逾越的时候，看上去像是不可逾越。
中华文化在当时的生存状态，可以用“僵滞”一词来概括。
一切都源于陈规，一切都不能改变，即使知道出现了大灾难也不知如何应对。这种文化生态，感受最深的是第一批外交官和留学生。他们处于两种文化尴尬相遇的前沿。
我曾查阅过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一些资料，觉得很能说明问题，不妨在这里说几句。
郭嵩焘1875年准备出使的时候，中国上层文化界都在阻止他，理由是，与洋鬼子打交道，就不是正派人。连他的很多朋友都认为，做外交官就是半个汉奸。这不仅仅是无知，比之于七世纪大唐长安出现过的世界多种文化密集交融的景象，这实在是中华文化的一场滑坡式的倒退。
郭嵩焘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倒退，因此特意写了一本书叫《使西纪程》来介绍西方文明，没想到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些翻译名词，引起了中国上层文化界一致而又强烈的反弹。那些名词，是中国原有词组里所没有的，却反映了西方文明的新成果，例如“赤道”、“经度”、“纬度”、“国旗”、“新闻”等，由郭嵩焘首先写出来，就成了对中国语文大逆不道的背叛。著名学者李慈铭认为，用中国字写下这些词汇，“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这实在是一种完全失控的愤怒。另一位高官张佩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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