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安乐死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帮助自杀，二是得到被害人承诺的杀人。

在帮助自杀的情况下，行为人并不实施故意杀人的实行行为，只是为自杀者提供便利条件;但在得到被害人承诺的杀人中，行为人则实施了故意杀人的实行行为，只是这种行为是当事人所同意的。

积极安乐死一般都属于得到被害人承诺的杀人行为。但是在许多案件中，两种情况往往混在一起。

以台州发生的案件为例，为患者购买毒药是帮助自杀行为，但是当患者中毒，负有救助义务的亲人不予救助在法律上则是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不作为），只是这种实行行为是被害人所承诺的。

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故意杀人罪的表述是「故意杀人的……」，而非「故意杀害他人的」，因此，自杀至少在文理上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并无问题。

但是法律的适用并非冰冷的逻辑推导，它一定要考虑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体悟每个血肉之躯的喜怒哀乐。

关于安乐死的法律性质，关键的问题在于人是否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无论是帮助自杀，还是安乐死，不说是助人为乐，也绝非犯罪。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把它们视为犯罪的传统观点就具有合理性。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只有两种进路，一是基于后果的功利论，二是传统的道义论。

功利主义认为，人类由痛苦和快乐主宰，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然而，这种立场最大的缺陷在于对个体权利和人类尊严的忽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仅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少数也往往假多数之名，肆意侵犯人权。

因此，今天的功利主义大多接受自由主义的修正，这主要拜穆勒所赐。穆勒认为，从长远来看，尊重个体自由会导向最大的人类幸福。

根据穆勒的观点，只要行为不妨害他人，法律就不得干涉。穆勒认为，「对于他自己，对于其身体和心灵，个人就是最高的主权者。」

根据这种观点，似乎可以推导出自杀是被允许的，因为人是自己生命的主宰。但是穆勒显然不同意这种结论，在论及自愿卖身为奴契约的有效性问题上，他告诉我们，「自由原则不允许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而允许一个人让渡自己的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

总之，对于人是否可以处分自己的生命，功利主义是模棱两可的。除了少数极端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人拥有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大多数功利主义者都难以接受这种结论。

因此，自杀行为不可能与人无涉，如果自杀可以随意为之，它不仅会带给当事人家庭极大的痛苦，也会给社会秩序带来巨大冲击。

更为可怕的是，如果根据快乐和痛苦来作为人生的福祉，当痛苦远超快乐，人就有权终止生命。那么，对某些人而言，出生本身就可能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人可以选择死亡，但却无法选择出生。如果生来就是智力障碍、残疾，一生凄苦，这种人生值得度过吗?如果不值得度过，那么父母是否构成对子女的侵权呢?尤其当父母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依然生产有缺陷的孩子。

长大成人的孩子是否可以起诉父母，国家是否又可以追究父母的不当之举呢?甚至，国家是否可以基于功利主义而任意终止这些活在痛苦中的生命呢?

不要把这看成荒诞的推理。格茨·阿利在《累赘:第三帝国的国民净化》一书中，就揭示了纳粹德国如何根据功利主义哲学，以科学的人道的「安乐死」名义「毁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

1935年到1945年，在德国政府的主导下，有近20万德国人死于这场以安乐死为名义的国家谋杀。除了德国犹太人，在「二战」期间，没有第二个德国国内群体遭受过比这更大规模的屠杀。事实上，这种国家屠杀还有着一定的民意基础。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早已警告我们:「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在寻求过大的奴役。」没有道义约束的自由往往开启的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

传统的道义论并不根据后果进行功利计算，而只考虑行为本身是否正当。如康德所言「道德本来就不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幸福，而是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无愧于幸福」。

在道义论看来，人类尊严是超越经验的，而非人类理性和逻辑推导的结论。它不是一个可以根据情况随意更改的假设，而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先验本体。

康德认为，人是目的，因此不能作为手段对待。谋杀和自杀都把人当成了手段，没有把他的人性当作目的来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