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各种外币的市场保有量大得惊人。按照当时的一份粗略调查，仅仅是在中国市面上流通的日元，就超过五亿之多，而这还是在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关内反日风潮高涨的情况下。至于英镑和美元在中国市场上的流通数量，恐怕还要更高一些。

为了更好更隐密地花掉这些“钱”，林汉和汉娜使用了多种手段和防范措施。

首先，就是上海的几个金融中心里必须有人传递消息，以便能及时把握当地银行对市场上出现的大量伪钞的警惕性，扼杀可能出现的危险苗头。早在1931年汉娜在德国的科研人员还在为研制印钞技术而进行“技术攻关”时，在上海的“公关”就已开始，英、法、美、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开设的分行办事处，都有职员在他们的“公关”下被买通，随时可以从银行内部反馈情报。

1932年六月，第一批“价值”五百万的假美元被送到中国，七月，“价值”一千万的假日元也到达中国。十一月后，“合格”的英镑的也被印了出来。最初，汉娜这伙人首先在上海小规模小批量地使用，用于套购金银等贵重金属，结果市场反映良好。无论是银行还是商户，都没有对这批钞票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不过为防万一，汉娜在上海一直都暗藏了一支人数超过五十人的特种部队，装备以芝加哥打字机、狙击步枪为主力武器，单兵火力极其强大，其任务只有一个：一旦有内部人员在套购物资使用假币时东窗事发被捕，这支特种部队就负责救人或灭口。所幸的是，由于这批德国制造的美元、日元、英镑和真钞的差别微不可察，使用了近一年基本都没有发生意外。

汉娜和林汉曾将自己印制的假钞，请鉴定专家进行过鉴定，十张假钞和十张真钞混在一起，鉴定专家拿着放大镜看了半天，愣是无法从印刷纹路上分辩出来——在林汉和汉娜的“微控”能力面前，他们自制的印钞模版和真货模版完全没有差别，可以达到原子级别的精确，“误差”仅仅只是原子级别的（等于没有）。唯一可能分辩出来的手段，是得放在试验室里用专业的灯光照射分辩色谱才会判断出差别。但是寻常的银行，哪有用得了这么高精尖的仿伪手段。

为防万一，汉娜派往上海的间谍，以美国人的身份在上海注册了多家皮包公司，然后使用自己印制印发的“真钞”，雇佣了一批中国买办，轮流在上海滩的各条商业街和批发市场疯狂扫货，金银贵金属、皮草药材，丝绸布匹，粮食和矿物，几乎是什么商品都收购。

贵金重属和矿物被运回德国给德国的战争机器输血，皮草药材，丝绸布匹还有粮食，则在中国进行内部交易消化进行“洗钱”，有的回售给市场以金银的形式收回再运回德国，有的则直接做为援共物资送给江西红军，而有的则拿来贿赂从中吃拿卡要的炮党官员和地方大大小小的军阀以货易物。而到了1933年，六月，当红军取得了福建的出海口后，汉娜在上海开设的皮包公司，用假钞收购来大量的粮食和药材，装上轮船掉头南下，直接就在福建东山港停靠，转手送给红军。

另一方面，江西苏区的红军也是“德版”美元、日元、英镑的使用大户。赣州围城时，红军就是大撒钞票，使用林汉提供的“外汇”从守军中大肆收购枪枝、子弹甚至火炮和炮弹。不过在使用“外汇”这一点上红军还算有节操，基本上都是用来贿赂“防守悍将”马司令，至于底层的守军官兵，红军主要是使用德国“帮忙”印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来收购对方手中的武器弹药。

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的防伪能力比日元还要糟糕，纸质和印刷质量也不佳，最初德国人印制的，反而因为质量“太好”而无法使用，后来有意降低了质量后才印出了完美的法币。

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上半年，大笔日元、英镑、美元钞票滚滚涌入上海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海的失业率，促进了上海市场的经济繁荣，增长了有关当局的税收。南京国民政府在被江西苏区红军一顿痛打，丧师无数的情况下，为了恢复实力，军费开支疯狂暴涨，财政所以没有破产，除了英美的支援外，也离不开汉娜和林汉“帮忙”制造的虚假繁荣。

当然，由于知道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库里堆满了自己制造的钞票，希特勒卖给宋子文用来“雪中送炭”的那十万条毛瑟步枪，是要求他用银行转帐的方式付帐的。

这些堪称“完美伪钞”一直用到1933年四月和五月，才发生了两起意外。

当时，一位汇丰银行的外国职员，在停业清点货币时，发现了两张编号一模一样的美元，事后告诉经理。

“都是真钞！？”

银行里最优秀的假钞鉴别专家拿着这两张钞票比对了半天，又和别的美元进行对比，结果认定这两张都是真钞，但这明显是不可能。

幸运的是，这个经理当时急于下班参加晚上的一个沙龙酒会，把这事暂时搁在一旁准备明天再处理。他的手下的一名职员，是德国收买的卧底，下班后紧急通知了德国人。

德国在上海的负责人拿到这个消息后，当晚就采取行动。特种兵们伏击了那位经理，制造了他酒醉坠河而死的“意外”。由于负责人的突然死亡，原定在第二天进行的仓库大盘点也就此不了了之。

第二起意外发生在法国人开设在上海的“巴黎”银行，有职员在结帐盘点时同样发现了两张编号相同的日元，报之上级，不过当时的部门负责人在看到两张“比真钞还真”的“伪钞”后，他不想多事，直接吩咐手下“明天把他们发出去用掉”。

于是这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这位“不负责任”的负责人也幸运地保住了一命。

林汉和汉娜疯狂地在中国上海使用假外汇套购物资，由于这些假币质量好到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只要能顺利地在全世界流通使用，最后也就是全世界的用户一起承担这种“滥发货币”造成的“量化宽松”的灾难，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伤害倒是不大。

真正给南京国民政府未来的财政带来致命一击的，是在当年二月美国的加纳总统宣布美国放弃金本位，以及在当年七月，加纳总统宣布提高白银收购价格，十月份又公布购银法案，即提高银价，禁止白银出口，规定美国的金银储备中银占四分之一。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动，受美国白银政策的支配，国际银价骤升。

而在这要命的时刻，中国市场市场上流通的白银，由于过去一年里林汉与汉娜疯狂地套购行为，已经大量地流失了——林汉自己估计，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六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先后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获得了超过一亿五千万元的银元。

这些银元，一小部分是直接以“印制的外汇”在上海各金融机构兑换的，更多的却是通过收购物资，倒卖周转“洗钱”洗出来的——反正那些“外汇”都是纸，零成本的生意，哪怕是亏本倒卖那也是卖多少赚多少。

在这过程中，红军拿到了大批不要钱“白送”的粮、棉、药材等急需物资，德国人拿到了“免费的”矿产和贵金属，至于损失，则由全世界来承担——这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一种危机转移吧。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刚开始时，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中国这边的一片“小好假繁荣”，繁华了一阵后，就因为市场上白银大量地流失闹起了钱荒。而在这要命的时刻，美国人抬高银价的行为，更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伤口洒起了盐——中国不是产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