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三，就在九江残军被红军歼灭的这一天，莫斯科发表声明，苏联红军将于九月十五日在诺门坎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同时莫斯科公开向全世界宣布，活跃在东北的抗联和抗日义勇军，一旦战事不妙，随时可以退入苏联境进行休整，远东红军必须予以照应。

这等于是公开对日本发出威胁和挑衅。无疑，这是苏联在对日本发出警告，不得干涉中国革命。

正准备对中国南方再次伸手，妄想再复制一次“满州奇迹”日本大惊失色。此时的日本虽然疯狂，却还有些理智。东北这块肥肉虽然被他们一口吞到了肚中，却才刚刚咽下，远没有到消化的地步，如果在这个时刻苏联横插一脚，被迫吐出来几乎是必然的。

苏联的行动，也是基尔会议的结果。急于挽回先前失误的斯大林，心里非常清楚苏联在这个时候发表声明支持中共态度和立场的意义是多么地重要。

苏联人的声明顿时让蠢蠢欲动的日本人老实了起来。不久之后，东京方面一声令下，已开到福建沿海的军舰撤回了本土。

而江西红军在秋季战争大胜之后，这时也对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和谈”的请求，为了让危机四伏的宋委员长能够坐稳位置，红军声明只跟宋子文领导下的南京政府谈判。

过去半个月的战争，红军地盘扩张了接近一倍，现在又到了“消化”的时间。此时，中国的“各界人士”也在这时“顺应”时机，对国共双方发出“和平号召”，于是两家又一次地坐到了谈判桌前，进行着虚情假意的谈判。

谈判的结果之一，兵力大损的宋子文这时终于不想再含着福建的那四块“臭肉”，在谈判中做为筹码一气丢给了红军，总算把陷在福建被养臭养烂的那四个“半师”调了回来。

除此之外，南京国民政府还被迫割让了湖北的另一个重镇荆州。和谈结束后，作为交换条件，红军释放了一批先前战争中被俘的炮党士兵回去，但军官却依旧扣押着。

红军并不怕这些放回去的士兵重新加入炮党军再过来打红军。这些被俘过一次的炮党士兵，在亲身经历了红军的俘虏优待政策，以及听了红军的土地政策和革命宣传后，很多人事后都主动地要求加入红军，这部分人全被红军吸收。不想加入的人放回去，就算重回炮党军中，这些人也变得“油”了，下次再次交手时，只会更快地投降。南京国民政府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真的把这些人重新召回军队中，只会适得其反降低自己军队的战斗力。（此说法有解放战争中无数的例子为证。）

1934年十月之后，红军在这场秋季攻势中不但地盘大大扩张，根据地周边几个极具战略意义的要点也在战争中夺取到手。

福建方面看似没有大打，但福建红军在九月里“不声不响”地把势力扩展到浙南地区，在雁荡山那一带圈下了好一大片根据地。安徽境内，南边红军夺取了黄山，西北方向更进入了大别山这一中原的战略要地，硬生生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五省地盘中央挖进了一大块。

此战过后，南京国民政府手中五省地盘，除了江苏还暂时完整外，余下的四省或多或少都被红红军大大小小地啃掉了一块。而湖北省不光是失去了省会武汉，整个战略形势更是全面恶化。完全失去也只是时间问题。

南京政府此时的战略形势已极其恶劣，控制的地盘虽然仍就不小，可是每处都危机重重。除了地盘的损失外，更大的损失却是这两年砸锅卖铁背负外债练出来的那些德械师，在半个月的战争中损失大半。虽然战后红军放回了不少人，但失去的军官和武器却是拿不回来的。

此战过后，红、白两军的战略差距更加明显。若不是红军顾忌到英国人被逼急了，会拉着日本人下场干涉，加上根据地干部“库存”不足，新扩张的根据地还未巩固，诸多因素的影响才主动地要求停战和谈。

按计划，等到了明年，春暖花开之季，就是红军发动春季攻势，将南京国民政府赶出南京的一刻。

另一方面，中英双方经过秘密谈判，最终在十月初，英国拿回了被“扣押”了近一个月塘鹅号，红军方面释放了所有被俘的船员和士兵。

英国人拿回军舰后发现，塘鹅号上的弹药全部不翼而飞，其中也被包括了3英寸炮的炮弹，该炮弹可以和林汉在海上捞起的那门炮通用。

当修复好的塘鹅号和燕鸥号、猎鹰号三舰一起离开汉阳顺江而下时，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在头版头条唉叹道：“这是大英帝国的军舰最后一次开进长江中上游，也是他最后一次离开。”

他不幸而言中了。

1934年的余下的时光里，红军军事上忙着整编部队，练兵，经济上忙着在各地农村进行土改，政治上则继续开夜校和培训班，加强干部思想教育和培养。

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一方面加大练兵力度，一方面拼命地从国外进口军火。妄想在这短暂的和平期训练出更多的军队以便将来和红军再战。为了挽回败局，宋子文几乎是以负荆请罪的方式找到下野的何应钦，请他出山重掌国防部，何应钦考虑再三后同意了。

南京国民政府的小九九，红军高层是洞若火烛，不过象看猴子表演一般地观望着宋子文的举措。

他们根不本相信宋委员长还有机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