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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还记得当年读《哺乳期的女人》时的感受。它关注的是农村留守儿童，孩子对出外打工的母亲的思念完完全全地落实在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身上，这一点打动了许多人。去年重读，我觉得你非常敏锐地触摸到了一种人际，——时代变了，中国的人际也变了，这包括着一种价值观的变迁。
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是我在1995年写的，我当时的立足点还不是“空村”与“空镇”，而是传统家庭模式的消失。“基本国策”实施于1982年，从此，我们的“家”成了一个简约的东西，人与人之间变得酥松。为什么要说酥松呢？因为“三口之家”特别地脆弱，面对教育、卫生、社会安全、保险、就业等庞大的压力，我们很容易神经质，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意外，一个家眨眼之间就可能倒了；与此同时，我们对下一代的期待也是神经质的，差不多到了癫疯的地步。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不知道我们的价值观会有怎样的变迁，我就知道一点，我们的价值观会伴随着病兆，带有捉摸不定和火急火燎的倾向，缺乏承受力，缺少绵延性。
张莉：《家事》就是关注的这一点吧，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学校是“单位”，也是“宗族”，同学们变成了夫妻、母子、父女，还是“亲戚”：妯娌、叔侄、姑嫂、子舅等等，孩子们模拟着日常的、但已经是“历史”的关系，读者能感受到一种渴望。这小说引起很大反响，它是从特殊的视角书写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冷清。
毕飞宇：利用这个机会，我再说一次，《家事》不是一个关于恋爱的故事，这是一个“戏仿”的故事，它是一代人对我们传统家庭模式的一次集体性的戏仿。——为什么要戏仿？因为“家”消失了，说得文气一点，只剩下一个背影。从这个意义上说，《家事》也是一个“凭吊”的故事，孩子们在过家家。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我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做学理上的分析，我只是和孩子们一起“冷清”了一次，用小说里的话说，“清汤寡水”了一次。借用一个外交辞令，我表示了我的“严重关注”。——家庭模式的变异会改变人的基因，甚至改变一个民族的基因，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张莉：这是从内部这个角度来说的，这个问题也许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
毕飞宇：差不多就在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的同时，经济改革开始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我们刚刚从“文革”当中走出来，我们急于摆脱红色意识形态，却没有意识到文化的再建，更没有意识到人是有灵魂的，这一来，市场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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