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标很在乎考核之法的修订。

朱标作为朱元璋的长子，自小就肩负着重大的使命。

他的聪慧并非仅仅体现在学业上，更在于他对世事的敏锐洞察力。

在儒家教育的熏陶下，朱标养成了温和宽厚的性格，对待他人总是充满善意，他深知作为储君的责任，不仅勤奋学习儒家经典，还积极涉猎兵法、政务等方面的知识，力求成为一位全面发展的领导者。

其实，朱标的仁爱之心在诸多方面得以体现，他对待身边的侍从和臣子都以礼相待，从不轻易发怒，对于百姓的疾苦，他更是感同身受，时常向朱元璋进言，请求减轻百姓的负担，在处理政务时，他总是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不偏袒任何一方，赢得了朝廷上下的广泛赞誉。

出生于战乱时期的朱标，亲眼目睹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他跟随父亲朱元璋四处征战，看到了流离失所的百姓、残破的城池和荒芜的田野，这些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也更加坚定了他要为百姓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国家的决心。

在父皇崛起的过程中，朱标见证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和生死考验，他看到父亲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一步步建立起了大明王朝，这些经历不仅让朱标对父亲充满了敬佩之情，也让他明白了创业的艰辛和守业的不易，他深知自己作为储君，必须肩负起传承和发展大明王朝的重任。

而明朝建立初期，历经多年战乱，国家一片狼藉，百废待兴，在这个关键时期，吏治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成为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百姓疾苦，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他明白，若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整顿吏治，确保官吏廉洁奉公、高效办事。

元朝末年官吏贪污腐败、纲纪废弛的惨状，可以说吏治腐败对国家的巨大危害很严重，因此，在明朝建立后，父皇立即着手整顿吏治，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他设立了监察机构，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对贪污受贿等行为予以严惩，然而，尽管朱元璋采取了这些措施，吏治问题依然严峻。

朱标作为储君，在协助朱元璋处理政务的过程中，也深刻认识到吏治的重要性，他自幼接受儒家教育，深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他看到百姓在贪官污吏的压迫下生活困苦，心中十分不忍，同时，他也意识到，现有的官吏考核制度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亟待改进。

在父皇商议国事时，朱标多次提出要加强对官吏的考核，选拔廉洁奉公、有才能的官员，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朱元璋对朱标的建议十分重视，决定与朱标一起研究制定一套更加完善的官吏考核制度。

所以，考核之法是朱标很在意的事情，并且在后世陆煊那里，他也知晓了该如何改进。

朱标深知要制定出切实有效的考核之法，必须深入了解官吏的实际工作情况和百姓的真实评价，于是，他精心挑选了一批忠诚可靠、精明能干的亲信官员，派遣他们奔赴全国各地，这些官员们肩负着重大使命，他们深入到每一个州县，走访百姓，观察官吏的日常工作，通过与百姓的交谈，他们了解到官吏们在征收赋税、处理案件、兴修水利等方面的表现，以及百姓对官吏的满意度，同时，他们还仔细观察官吏们的工作态度、办事效率和廉洁程度，记录下每一个细节，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走访，这些亲信官员们带回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考核之法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为了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朱标对不同地区、不同职位的官吏进行了分类研究，他认识到，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风俗习惯和社会环境各不相同，官吏们的工作任务和面临的问题也有所差异，例如，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官吏们可能需要更多地关注商业发展和税收管理；而在偏远贫困地区，官吏们则要着重解决民生问题，如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同时，不同职位的官吏也有着不同的工作特点和职责要求，朱标组织了一批有经验的官员和学者，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官吏进行深入分析，找出他们工作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通过这样的分类研究，朱标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各类官吏的工作需求和存在的问题，为制定出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考核标准奠定了基础。

朱标明白，制定考核之法不能仅凭一己之力，必须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于是，他召集了朝中的大臣和学者们进行讨论，这些大臣们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学者们则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在讨论会上，朱标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各方观点，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大臣们纷纷提出自己对官吏考核制度的看法和建议，有的主张加强对官吏的品德考核，有的认为应注重官吏的政绩考核，还有的提出要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学者们则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探讨考核之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朱标认真听取每一个人的发言，仔细记录下他们的观点和建议，通过与大臣和学者们的交流，朱标不断完善考核之法的框架，使其更加科学、合理。

除了与朝中大臣和学者交流，朱标还积极与民间贤达之士进行沟通，他深知百姓是官吏服务的对象，他们对官吏的期望和诉求最能反映考核之法的实际需求，朱标通过各种渠道，邀请民间的有识之士来到京城，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些民间贤达之士来自不同的阶层，有商人、农民、工匠等，他们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讲述了对官吏的期望和不满，有的百姓希望官吏能够廉洁奉公，不贪污受贿；有的希望官吏能够关心民生，解决实际问题；还有的希望官吏能够公正执法，不偏袒权贵，朱标认真倾听百姓的声音，将他们的期望和诉求纳入考核之法的考量范围，使考核之法更加贴近百姓的实际需求。

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研究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可以吸取成功经验和教训，为制定明朝的考核之法提供有益的参考，他花费大量时间深入研究了从先秦到元朝的官吏考核制度，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一些朝代的考核制度过于严格，如秦朝实行的“什伍连坐”制度，对官吏的要求极高，稍有差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严格的考核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吏的廉洁奉公，但也导致官吏们谨小慎微，不敢有所作为，影响了国家的发展，而另一些朝代的考核制度又过于宽松，如唐朝后期，官吏考核流于形式，使得官吏腐败滋生，国家治理陷入混乱。

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朱标确定了考核之法既要严格又要合理的原则，他认为，考核之法必须严格，对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吏要予以严惩，以起到震慑作用，同时，考核之法也要合理，要充分考虑官吏的实际工作情况和困难，给予他们一定的容错空间，激励官吏积极作为，朱标还借鉴了一些历史上成功的考核方法，如汉朝的“上计制度”，通过对官吏的政绩进行量化考核，来评定官吏的优劣，他结合明朝的实际情况，对这些方法进行了改进和创新，使其更加符合明朝的国情，通过借鉴历史经验，朱标为明朝的考核之法注入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智慧。

经过大量的探查。

朱标终于制定好了一套方案。

“其实就按照陆师指点的，准没错。”

“不过，也确实有些疏漏。”

朱标理解，毕竟明朝距离后世也有几百年了，这期间有些制度未能流传下来也能理解。

反正，他已经制定的差不多了。

目前的方案，也差不多了

在京六部五品以下及太常司、国子学属官，作为中央机构的基层官员，他们直接参与国家日常事务的处理，其工作效率和廉洁程度对国家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例如，国子学属官负责教育皇家子弟及全国优秀学子，他们的品德和学识直接影响着未来国家栋梁的培养。

五军各卫首领官，肩负着国家的军事安全重任。他们不仅要管理军队日常事务，还要在战时指挥作战。

明朝初期，边境局势不稳，北元残余势力时常侵扰，五军各卫首领官的能力和忠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直隶有司首领官及属官，他们是地方治理的关键力量。

直隶地区作为国家的核心区域，其治理水平直接反映了国家的整体治理能力。

他们负责征收赋税、维护治安、兴修水利等重要工作，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各布政使司首领官及属官，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核心，他们管理着一省的政务。

在经济发展方面，他们要制定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商业贸易，确保地方经济的繁荣。在社会治理方面，要处理各种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茶马司、盐马司、盐运司、盐课提举司等军职首领官，这些职位在国家经济和军事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茶马贸易不仅为国家带来经济收入，还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边疆局势。

盐运等职位则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民生稳定。

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从高级官员到基层官吏的各个层面，确保了考核制度的全面性和公正性。

这种全面的考核范围能够有效地监督各级官吏，促使他们勤勉尽责，为国家和百姓服务。

然后制定了称职、平常、不称职三个考核等级，是基于对官吏多方面表现的综合评定。

称职等级要求官吏在行能方面表现出色，具备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决策能力，能够高效地处理政务和军务。

在勤怠方面，必须勤勉敬业，不偷懒、不懈怠。

同时，工作业绩要显著，如在税收征收方面能够超额完成任务，在治安维护方面能够使辖区内犯罪率大幅降低。

对于不同等级的官吏，规定了相应的奖惩措施。

称职者可获得晋升机会，如从五品官员晋升为四品官员，或者从地方官员晋升到中央机构任职。

不称职者则面临降职、罢黜等处罚。

若官吏有私笞公过的情况，根据不同等级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平常等级的官吏若有私笞公过，本等用；而不称职等级的官吏若有私笞公过，初考降二等。

对于有纪录徒流罪的官吏，处罚更为严厉。

一次纪录徒流罪，不同等级的官吏分别有不同程度的降等处罚；二次纪录徒流罪，处罚进一步加重；三次以上纪录徒流罪的官吏，可能会被罢黜或降为杂职内用。

这样的考核标准和奖惩措施，明确了官吏的行为规范和工作目标，激励他们努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确定三年一考，九年通考黜陟的考核周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三年一考能够及时发现官吏在短期内的工作问题，进行调整和改进。

而九年通考黜陟则可以对官吏在较长时间内的表现进行全面评估，决定其晋升、降职或罢黜。

例如，一位地方官员在三年考核中表现良好，但在接下来的六年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通过九年通考黜陟，可以综合考虑其整体表现，做出公正的评价。